1956年夏天，我保送进入上顿渡初级中学，它就是今日临川一中的前身。

　　当年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校址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过去是天主教堂，几乎没有作什么改建，就办起了一所中学。寄宿生的宿舍设在大财主“许老爷”的大宅院里，睡的是通铺。最初没有实验室，没有田径场，教室也不够用。我所在的（9）班和（8）班都是走读生，实行二部制，一部分时间在教室上课，另一部分时间在礼堂上自习，礼堂还兼作食堂。当时上顿渡还不通电，学校无法上晚自习，后来每个教室配发一盏汽灯，才解决了问题。田径场也是后来同学们劳动修建的。

　　尽管条件艰苦，学校却是一派生气盎然。课程开设齐全，老师们都很敬业，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重视实践环节；同学们学习努力，劳动积极，吃苦耐劳；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心情轻松愉快，全没有现今这么重的压力。

　　考大学时我选择了物理专业，但一直爱好文学艺术，这些业余爱好基本上是初中阶段形成的，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那时的语文课程分为《汉语》和《文学》两门，《文学》教材每学期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收录了许多的阅读材料，我第一次从这里接触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县图书馆对我们中学生开放，我常抽时间去读书看报，每学期借阅一、两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很喜欢听老师朗读课文，有一位姓余的老师朗读课文特别生动形象，什么“九斤老太”呀，“赵七爷”呀，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还十分喜欢写看图作文和口头作文，那可是要文思敏捷出口成章哦。美术课曾在一座旧木楼的三楼上静物写生课，按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座危楼，走在地板上，咯吱咯吱地响。室外写生是最有趣的了，花布图案设计也挺有意思，每人还要交一幅创作画哩。我曾在县图书馆翻看过一些中国画谱，方知中国绘画之博大精深。音乐课在礼堂旁的一间专用教室里上，学会了唱很多的歌曲，还有黄梅戏，学会了识简谱。有一位龙老师，年轻、英俊又潇洒，唱美声，美术字写得很漂亮。我的一任班主任姓苏，又教美术又教音乐，还带我们排练节目，他那间面积不足五、六平方米的斗室墙上挂着他画的油画。

　　《植物学》、《动物学》、《自然地理》都是很受欢迎的课程，内容新奇有趣，学起来又不难。特别喜欢老师带我们到室外去辨认各种植物。我们的校园就像一座植物园，有一片青翠的竹林，是读书的好去处；还有板粟、柚子等果木，果实成熟后老师会分给我们品尝；宿舍那座大院里更有许多名贵的花木，过去从未见过，后来在这院里见到又不认识。教《植物学》的刘老师教我们一首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至今不忘。《自然地理》老师还带我们到山上去学习大地测量。

　　数理化是很多同学害怕的课程，那时流行着一首顺口溜：“几何难又难，代数又麻烦，物理公式多，化学真罗嗦。”我倒很喜欢数理化，成绩不错。教物理的唐老师普通话不大好，课却讲得很精彩，还带我们到校办工厂劳动，说是工厂，实际上不过是一间手工作坊。兰老师的化学课是非常受欢迎的，做起实验来就像一位魔术师，让你不得不喜欢化学课。

　　课余活动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全面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体育运动红旗校”锦旗。有正规的军事训练，还去郊外的山岗上玩军事游戏。元旦晚会又演节目又搞游艺活动，还吃夜霄。特别是看电影，可是过足了瘾，县电影队每月都会来，一连看上两三晚，每晚看两部片子，天气好在球场看露天，天气坏就挤在小礼堂看，还浩浩荡荡不辞辛劳去抚州电影院看《保尔　柯察金》。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教学秩序被打乱，长时间停课劳动。淘铁砂，挖铁矿，运送物资，大闹钢铁。支援农村搞秋收，上边要求晚上加班，同学们又累又困，我们的带队老师真有办法，让几个同学乒乒乓乓地打谷，其它同学裹着金丝被在田间睡大觉。我们还参加了县糖厂的修建，挖宜惠渠，挖鱼苗塘，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学校建教室，全校同学都到抚州的砖瓦厂挑砖运瓦。我们还种菜，责任到组，有了收获，送往食堂。劳动实在太多，课程耽误了不少，但体格得到锻炼，劳动观念和劳动能力得到培养。

　　大跃进时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有的同学写长篇小说，写电影剧本；有的同学要研究半导体，当时可是高科技。不过也真搞出了一些小名堂，老师指导我们种的大萝卜，二尺多长，十多斤一个，象个胖娃娃；手工制造的滚珠轴承可以在人力车上使用。我们还抬着这些成果在抚州的大街上游行，向县党代会献礼。的确是很有点狂热，但也有一点创新教育的影子。

　　我与母校一起走过一段幼稚的童年，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