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中教师 颜志复

　　我在临川一中任教的十年,是中国努力终结“文革”、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也是学校历尽班磨练、逐步走向辉煌的时期。说“任教”也不大确切，因为有一段时间无教可任，带了一班学生在火焰山农场种菜养鸭，走“五七”道路，而其他时间也是半学半教，边学边教，又学又教。教的水平一般，而学到的东西却很多。

　　一是进取精神。学校的各年级、各班级、各科室都有一股不甘落后、奋力争先的精神，似乎时刻都处于竞赛状态。学习成绩要比、文体活动要比，农场的花生、西瓜长势更比，甚至连“批《水浒》”之类的“政治游戏”也搞得有板有眼，好象也要比一比。（随便一说：七四年那个“反潮流”运动，更是有声有色，几次集会，几次游行，最终“冲”进了县委大院，“夺”回了被占的原校舍。这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今想来，犹自暗笑。）在我的印象中，临川一中在各项活动中，似乎没有落后的时候。所以，它日后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江西及至全国名校，在我看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二是团队精神。当时校长黄华昌的最大特点是知人惜才，豁达大度。我年轻气盛，时有顶撞冒犯，但都能宽容包涵，老师大多是各之检查，却具惺惺相惜之雅量，而无文人相轻之恶习。学校上下一心，一呼百应，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个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可以强烈感知集体的关心和温暖，也愿意为它尽心尽力。并不安分的我在临川一呆十年，除了几分无奈，受这种精神感染应是主要原因。

　　三是吃苦精神。当时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特别在上顿渡桥边的时候。我的宿舍不足5平方，唯一的窗口外面是县酒厂的污水沟，臭气熏天，蝇蚊成堆。因此，即使36度的高温夜也只能紧闭窗户，躲在帐内，任热汗洗身。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三、四年，似乎也不觉得怎么苦，理由很简单：大家都差不多。临川农家子弟的吃苦精神更使人感动。住校生要二、三个人睡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其拥挤程度不亚于“严打”时的监狱（恕我比喻不当）。但是，艰苦的条件和当时盛行的“读书无用论”，都没有太多的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因而文化底子比较扎实，所以高考一恢复，就有大批学生上了大学，为此后临川一中长期的高升学率开了头炮。

　　我在临川一中学到的东西还很多。因为教了几年政治，一些基本道理熟记于心，所以，日后我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时，尽管情况复杂，而且本人思想活跃，但言行决不会出格离谱。因为教了几年语文，改过成千上万篇作文，由此养成的习惯，虽然使县政协的秘书们一度不胜其苦，却也使他们拿出去的文章不至被人看轻。

　　总之，临川十年，受益终生。我感谢曾经在政治、业务和生活上关心帮助我的领导和老师，思念曾经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同事和同学，也时刻记忆着临川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校园墙外春风中的油菜花和宜黄河桥边月色下的沙石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