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光阴似箭,我从临川一中毕业已经二十六年了,然而母校一如慈祥母亲总让我魂牵梦萦。

我是一九七八年夏季在全县高一学生选拔汇考中，从荣山中学考入临川县第一中学的。那年县里为了整合完全中学资源，创办了临川县第二中学，原临川县中学便改名为临川县第一中学，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也算是“临川一中”的首届学生。这样想着，心里自豪了许多。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我由大哥陪同，与一起从荣山中学考入的四名同学及家长结伴到学校报名。上午十点多钟办完入学手续后，大人们提议上街看场电影，那时看电影对乡下孩子来说是一件十分奢侈而又难得的事，自然我们积极响应。记得当时电影《红楼梦》上映不久，昼夜连播，仍需排长队购票。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直到开场（下午一点钟）前五分钟才得于购票进场。然而，实在遗憾的是，由于连日心情特别激动，几夜未眠，进场后，我几乎落座而睡。闭幕后同学们把我拉醒时，懵懵懂懂的我，“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现在想起来，当时影院内外那种挤塞、纷扰、攘争、狷急的氛围，居然没有阻止我瞌睡。可见，母校当时在我心中是多么的神圣和向往。

　　学校地处县城东郊，东南面是田野和村落，校园以东为径，以西为弦，呈半圆形状。校门朝南，走入校门，迎面是一座横亘的礼堂。沿东拐，一条小路通往校园深处。东面是几栋两层砖木楼房，西北面是教工宿舍，礼堂对面是县教育局的办公楼。楼堂之间有一池塘，池塘四岸是学校的四百米跑道，校园不大，房屋陈旧。印象中称得上风景的只有食堂门前的一片竹林和东边围墙外的宜惠渠。特别是宜惠渠终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两岸水草丰茂，杨柳依依，岸边一条小路是读书的好去处。多年后每当我吟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居然总是映像起傍、边的这条小溪，“波光里的艳影”。“软泥上的青荇”，“那树荫下的一潭”，“在我的心头荡漾”，兴奋不已，温馨无比。

　　当时高二年级都在十七教学楼上课。我是寄宿生，开始住在大礼堂内，后来因为礼堂内太喧闹、纷杂，我和几名同学干脆在每天晚自习后，搬到教室里的课桌上睡。因此，我在临川一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十七教学楼度过的。十七教学楼是一栋座北朝南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左右两门连通楼上楼下，结构很像客家土围屋，封闭型可有面积大，除了楼梯和走廊外，四面八方都是长方形教室。教室内采光条件差，一年四季须终日亮灯，冬春季节偶遇停电，便无法上课。室内四排座位，只有中间两排视线较好，看得到黑板各个方位的板书。两边两排座位的视线较差，相向黑板方位的板书都看不太清楚。教室里的课桌和板凳也很破旧，课桌上到处都是缝隙，中午我们扒在课桌上午休，一种俗称“乌龟”的臭虫常从缝中钻出，袭击我们后便无影无踪，使人痛痒难忍。这样的条件，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早就列入了危房的范畴，可那时我们丝毫也不觉得条件艰苦。

　　有校友曾对我说，临川一中的名校风范是从恢复高考，特别是七八、七九年开始奠定的。我没有因此请教过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没有做过任何定性的定量的分析，姑且只把它当作一种与已有关、引以自豪的信息。但是，那时候以学习为中心，以成绩为核心的校风、校训和学习机制的确使我终生难忘。一九七八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年春天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先生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著名讲话，在这科学的春天里，校园内外都在争分夺秒，都想用最短的时间把“十年浩劫”的耽误补回来。记得校园内，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大家一心读书，彼此之间很少往来，即便放学下课时也都人人脚步匆匆，不肯为一声招呼浪费须臾，更没有听到过诸如谈恋爱、打架、斗殴等现象。可以说，苦读既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又是一种当然的习惯，大家都生活在苦读的磁场里，其乐融融。

　　记忆尤深的是一年中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考、三次分班，不仅严格按成绩分班，而且严格按成绩分座排和座位，成绩好看坐中间两排，稍好坐靠窗那排，差的只能坐靠走廊的那排。不管你出身如何，也不管你来自何方，没有任何“后门”和照顾。当时我由于身染疥疮，加之两次失盗，一段时间曾经无法集中精力听课、学习，成绩一降再降，从三班到一班，一班又到二班，最后又从二班回到三班。年幼的我经受了屡战屡败的挫折，有时几近憎恨这种残酷的制度。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尚处改革开放之初，母校的领导和老师就能排除干扰，引进和树立这种客观、公正的竞争机制和办学理念，不仅难能可贵，更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俗话说，良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想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除了良好的办学理念、办学机制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长期拥有一支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黄华昌、卢锦文、卢国兴、李抚生、周允文、颜志复、李日高、胡克亮、张昌年、兰希定等老师的师范、师德和渊博的学识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黄华昌校长平易近人，微笑亲和，擅长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七八年冬、七九年春正赶上我们国家对越自卫反击战，课间操时黄校长总是利用学校的广播向我们传达前方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战况，以此鼓舞我们迎接高考的斗志。有时，甚至还把当时的县委书记许天浩同志请到学校，逐个教室慰问考生，使我们信心倍增。卢锦文老师不急、不慢、注重板书，循循善诱，总是用良好的普通话和充满磁性声音解惑于我们。至今我也没有忘记上三角函数课时，他教给我们的“奇变偶不变相限定符号”的口诀。李抚生老师上课充满激情，文白相间，旁征博引，充满着幽默和风趣，他那“莫名其沙（妙）”的名言，至今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和援引。颜志复老师上课从不带教本，只带几根粉笔，一边板书，一边娓娓道来，纵横捭阖中把那些生硬的政治名词演绎得通俗易懂，使母校的政治高考成绩在很长时间内领跑于省内外名校。张昌年老师不仅课上得好，特别是他那良好的生活习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他都坚持早跑，跑完步后还要照例到宜惠渠洗一个澡，从不间断。这种坚强的斗志深深感染、鼓舞着我，使一度消沉的我重新燃起奋斗的激情。

　　虽然我在母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正是这短短的一年，让我启蒙了竞争人生的机理，收获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喜悦，开拓了苦读与勤奋的操守，开卷了成功与理想的曙光。是啊，母校不仅授我于鱼，更授我于渔，母校的恩泽，惠我终生，渔我终生。